你现在的位置:首页 > 学人观点

李培林献策提振我国消费水平


发布时间:2018-04-03 17:25:00 点击:


来源:中评社

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、学部委员、上海研究院院长李培林受邀出席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“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访校计划”,探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新研究。李培林研究员在香港中文大学祖尧堂作了题为“消费与中国的新发展阶段“的主题演讲。 

新发展阶段的消费不足 

中国新发展阶段,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,一是经济增长从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转变为依靠国内消费拉动;二是从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智造;三是从经济改革转变为包含社会改革在内的全面改革。从各项指标的变动情况来看,自2008年开始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或者说新常态,国内生产总值(GDP)总量在增长,但GDP的增速在下降。从产业结构来看,GDP中的服务业占比超过一半,并且近年来的增速也是最快的,服务业成为经济最主要的推动力。从居民收入来看,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,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已经高过GDP的增速,其中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接近甚至超过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速。从就业来看,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近年来始终维持在高位,其中服务业劳动人口占比越来越高。

从居民消费来看,人均消费构成中,食品和烟酒支出的绝对数额在增长,但相对份额在下降,与此同时教育和文化领域消费支出有较大的增长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近十年来稳步增加,但消费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63个百分点,下降至59个百分点,低于美国的70%和日本的65%。 

消费比例偏低的原因是什么呢?首先,不是因为没有资金。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快速增长,达到年均16.6%,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,同时中国居民的存款,也在快速增长,年均增长率达到16%,同样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。其实人们不消费的原因主要在于社会的不平等和收入分配的问题。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,中国成就表现为快速的经济增长,而中国的问题在于收入差距。 

收入差距和城乡分隔影响消费 

2008年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,今天的中国面临新的挑战。改革开放之后的30年,反映贫富分化的基尼系数上升较快,2008年之后,基尼系数逐渐停止上升的趋势略有下降。过去十年间城乡家庭人均收入最高20%的组与最低20%的组的收入比值,自2008年开始略有下落,回落到0.45左右。相比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,中国贫富分化问题并不是最尖锐的,但中国内地的城乡差距表现在收入分配上有其独特特征。

城乡差异和地区分隔是中国的贫富分化的重要维度。目前中国农业人口在三次产业就业中所占比例接近三成,可是农业占GDP比重不足一成,农村居民占比超过四成,平均到每一个人头上收入水平就很低。不平衡的状况体现在,农村人口收入偏低,而低收入居民家庭的消费率偏高。需要消费的人没有太多余钱用于消费,而有很多钱的人他们的消费趋于饱和。大量的农村人口的收入水平过低,不利于扩大内需。 

对子女教育、住房和医疗缺乏稳定预期压低了当下的消费 

教育、住房和医疗费用这三项,已成为当前中国家庭最主要的消费项目。以前,子女教育对家庭来说,意味着用多年时间存下来10万块钱,足够孩子18岁入读大学四年所需。可是现在的城市家庭,父母对子女的教育预期较高,不少中产家庭为把子女送到国外读大学,比如到美国读四年大学,需要积攒100万元人民币。这种昂贵的教育,影响了广大工薪阶层对子女教育的消费预期,他们只能节省眼下的消费项目和数量积攒更多的钱。同样,住房价格和租金的快速上涨,普通人的购房或租房压力加大,压制了当下的消费能力。总体来看,因为对教育、住房、医疗这三类消费的预期不稳定,中国家庭难以做出准确的消费规划,不得不以牺牲当下的生活水平,预留资金投入未来的子女教育、住房和医疗消费。 

大部分居民的主观阶层认同偏低影响消费需求 

我们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内地的中产阶级按照复合标准划分,在阶层结构中占大约35%。可是当测量人们的主观阶层认同时,询问受访者认同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地位,调查结果告诉我们,主观的阶层认同与他们实际的社会经济地位,往往不完全一致。中国人相比美国,法国,巴西和日本,主观阶层认同的分布差异很大。人们对于中等收入和中层的认同感偏低。即使是与韩国和印度相比,中国人对于中等收入或者中层的认同感也是偏低的。主观阶层认同偏低,在中国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。这种偏低的阶层认同,可能会降低人们当下的消费意愿和影响消费行为。 

中国人口红利相比其他国家来得快,去得也快。人口结构的变化,带来了人口抚养比的变化,到本世纪中叶人口的少儿抚养比将趋于平稳,而老年抚养比将上升至新的高点。从人口结构看,老年人群体,其消费有其独特的特征,有相当一部分老年人。 

增強內需、提倡更全面社保制度

这里提出三项政策建议作为经济发现对社会政策选择的影响:一是增強內需,居民收入增长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;二是現在教育、住房和医疗费用方面的社会保障政策有所不足,需成立更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,大众消费随着社会保险政策的改进会得以改进;三是贫富差距将逐渐收缩,贫困人口将迅速减少,扩大中产阶级人口,大多数迁移劳工和大学毕业生应当成为中产阶级。